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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1.8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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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ＷＴＯ，会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办学体制及模式、课程体系、授课方式及内容等方面带来一系列的变化。我们的教育规则要尽快与国际接轨，首先必须清楚——

中国的大学是什么样的？
——访“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钱旭红

　　ＷＴＯ与教育改革

　　钱旭红：１９６２年生，于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８年获得华东理工大学精细化工工学硕士及博士学位。于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１年分别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拉玛尔大学作博士后和德国巴伐利亚州维尔兹堡大学做洪堡基金（ＡＶＨ）博士后研究。１９９４年晋升为教授，１９９５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东理工大学校长助理、副校长。１９９３年获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１９９５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和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１９９７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１９９８年获第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１９９９年获第六届上海十大科技精英称号，２０００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并被大连理工大学聘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他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重点项目并获得奖励。他在生物性能染料方面的课题曾获得１９９４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１９９８年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一完成人）。

　　记者：入世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必然会掀起一场新的变革，在办学体制、办学模式、授课方式及内容等方面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要使我们原有的教育规则尽快与国际接轨，从容面对挑战，抓住发展机遇，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大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据我的了解，不仅业外人士，即使身在其中的不少业内人士也难给大学定位，对中国的大学到底是什么样的也看不太清，对入世后高等教育如何与国际接轨也很模糊。您在国外任教时间长，对国外大学的发展看得比较清楚。您认为，入世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困难会有多大？

　　钱旭红：经常听人们说我们的教学质量在不断地提高，这是没有与国外大学相比的结果。入世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会面对很多问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目前还没有太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目前我们的高校与世界的相比差距是很大的，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体制。我们的教育体制是５０年代建立的，已经经历了很大的变革，其变化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与国有企业相比，变化还要慢。加入ＷＴＯ以后国企要经历巨大的变化，但它已经经历了２０年至少也是１５年剧烈的改革变动后，来面对ＷＴＯ的，尤其是近二三年的变化非常大，可以说目前的国企已经有了很强的应变能力。而中国的高校的变化还不能与国企相提并论。

　　记者：您认为目前高等教育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钱旭红：仅从外表来看：首先，我们高校的招生数、专业划分都不由学校决定。就连学生的毕业证书也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核实，由此可看出高校缺少办学的自主权。而国外的大学，招生及专业划分是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就连博士学位的毕业证书都是由学校核实。

　　其次，一些高校不是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人才培养的方向，高校培养的人才社会往往不需要，而社会需要的高校又不能培养。这一点信息产业表现最为突出。因为当时高校安排的专业数量很小，而社会发展又这么快，高校人才的培养与社会发展之间总是慢一拍。在国外往往是人才培养方面要超越社会发展５到１０年，我们则正相反。我们的一些高校根本不需要考虑市场的变化，它只是按照自己的一套规则运行。

　　记者：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是造成现在不少学生厌学的一个原因吧。

　　钱旭红：可以这样说。学生厌学不仅仅在于学生，关键在学校、教师和专业。我们的很多专业是不需要学生学的。一些专业多年来内容没有太大变化，不能反映最新的科技发展。老师上课搞的是“填鸭式”。现在学生接受信息快，专业调整却远远落后于学生智力及各方面的发展，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国外的好多大学一开始是不分专业的，让学生产生广泛的兴趣，双向选择。

　　此外，为了防止学生出错，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基本上还是小孩子式的，导致学生的独立、创新能力非常差，且成年变晚，可能读了研究生还未真正成年。人们抱怨：我们培养的人才怎么会这样？要么没有创新能力，要么在单位不能起独立的作用。

　　而在国外尤其是好的大学，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管理问题。国外的大学生以１８岁为界分为成年与未成年。１８岁以前由家长负责，以后由自己负责。学校几乎连班级都不设，不存在这种强制性的控制。

　　再一个原因就是大学人员臃肿。办大学很多因素都很重要，但学生是核心，教师是根本。如果不把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大学就谈不上是好大学。现在我们的大学人员非常臃肿，大量的人员都是非教学人员，庞大的后勤体系是为自身服务的。大学还有很多社会的职能。这与国外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记者：我们的教授队伍也很臃肿。

　　钱旭红：教授在国外是个非常崇高的社会地位，而且教授的数量很少，不是什么人都能当教授。日本、德国的大学，一个专业往往就一至两个教授，下设一至两个副教授。国外的好多学校都是这样。教授也是流动的，很少一个教授在一个学校一呆就是几十年，直至退休。是教授办学，即一个系的办学及专业方向就是由教授决定，是教授起着主导作用。我们的大学，不管教课与否，一个教研室几乎都是教授、副教授。中国的教授可以说是世界上数量最大的。关于这一点国外有个专有名词，就是用来说明中国的教授与其他国家的教授是不一样的。教师整体素质不是很高。这与我们的职称评定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记者：教师专业职务的质量低下，直接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钱旭红：我们的本科生与国外有点差距，但还基本接近。硕士研究生教育已有很大的差距，而博士研究生差距就更大了。

　　记者：这不是说我们培养的博士生不好，但相比之下，整体素质不如人家。

　　钱旭红：对。教授不是建立在流动竞争的基础之上，素质就相对低。教授之间差别也大。有很多人不符合教授资格，符合的有的又不安心搞学术。

　　记者：大学这样的现状，生存得却很好。

　　钱旭红：因为它有无限的市场需求，中国的教育还没有饱和，大家都想上大学。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人上大学的比例一直比较低，这样一来，即使大学办错了专业，办得不好，它也不愁没人来上。而有实力的、有能力的要到国外去上，但这毕竟是一少部分。上大学还要交一笔数量可观的学费，大学当然容易生存。

　　记者：您也认为大学的学费高？

　　钱旭红：美国的父母，一年收入如果在大约三万美元左右的话，小孩上最好的大学，学费最高也就在一万美元左右。一般的大学，学费也就三千美元左右。相比之下，我们的父母为了让孩子上大学，付出的太高了。

　　记者：按理说，学费高，应该是最优秀的教师给学生上课，但现在做不到，为什么？

　　钱旭红：学校非教学人员太多，而教学人员也多。教育部规定：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必须给学生上课。我在某学校讲学时，很多学生说他们４年也见不到优秀的教授。国外本科生一年级就能与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起上课。在美国，一般５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养活一个教授。如果按这个比例，我们也应该做得到。

　　记者：大学里人才济济，这些问题是人们没有看到，还是……？

　　钱旭红：应该有不少人都看到了，是做不做的问题。我走了不少国家，耳闻目睹了不少事情，我觉得中国的大学该动起来了。

　　记者：如此之多的问题，能否解决、什么时候能解决呢？

　　钱旭红：问题是迟早要解决的。关键是早解决还是晚解决，你是准备要付出像国企改革一样的代价，还是准备尽早去适应。现在，“亡羊补牢”也不晚。

　　现在还没入世，对教育的冲击就已很大了。很多人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大学，而国外上大学非常容易，同等的质量可能比国内的还好。我们承认“洋文凭”，“洋文凭”回国找工作又容易。这样将来还会有大量的人员外流。我认为这已经是一种教育的危机了。

　　记者：那么，出路在哪儿呢？

　　钱旭红：必须向国际的办学标准靠近，保留自己的特色。我们的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这些都可以保留。关键是向国际的标准看齐，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依我看，将来中国的大学肯定要重新排名。入世对一些大学来讲，可能就是一次机遇。这就要看能否抓住，看谁能走在前边，看谁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按法律的规定办学，并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做过头了不行。做得慢了，就抓不到机会。

　　本报记者　高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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